從台灣到新加坡的國際機場，一出機門就有幾位居士迎接我：一位是長榮航空公司駐新加坡的主管，一位是台灣外交部派駐新加坡的代表處秘書周穎華先生。當我步出空橋，又遇到一位當地佛教界相當有名的護法洪孟珠博士，把我引到特別通關口，他們已幫我辦好了特別通關的文件手續。
我在十七年前就見過洪孟珠博士幾面，未曾有機會深談，當時她已是新加坡政府高級官員。她是已故新加坡佛教總會秘書長常凱長老的弟子，此次來為我接機，並告訴我她已從政府的公職退休，是這次弘法大會的顧問。
出了海關，就有大批信眾拉著大幅的歡迎標幟，列隊等待。我和他們合影後便上車直奔旅館。
新加坡的氣候不是四季如春，而是常年如夏，所以一到當地，就必須脫掉幾件衣服。據說前一天還非常炎熱，氣溫高達攝氏三十八度，但是當天早上，突然下了一陣大雨，氣溫下降到攝氏二十七度，雖然不是很熱，但和台灣的氣溫相比，還是熱了一些。在我訪問新加坡的那幾天之中，天氣都很涼爽，聽眾們都說托我的福，把台灣的涼爽氣溫帶去了，我那有這麼大的能耐，只好念阿彌陀佛，並說「慚愧」來回應。
周鼎華夫婦是從台灣移民到新加坡的華僑，在當地經營美容器材以及美容用品，有好幾個連鎖店，也相當忙碌。但為了護持法鼓山，他們好像沒有工作在身似的，在台灣的修行活動，乃至於美國的禪七場合，都可以看到他們夫婦兩人單獨或同時出現。他們為了推廣法鼓山的理念，在新加坡的中上層社會，接引了不少的人，這是需要花費時間的，所以我也常常關心他們，要他們把事業和家庭照顧好，才能同時安心的護法和修行。他們則說：「請師父放心，因為學了佛法，所以把家庭和事業都照顧得比過去更好。」
由於周氏夫婦的關係，法鼓山體系下的出版社，也在新加坡參加了幾次國際性的書展，也都是依靠當地的義工菩薩們為書展的攤位服務，出版社的工作人員都曾受過他們的照顧。由於他們的請求，法鼓山的僧團，也派遣法師去當地開設禪坐訓練班。從去（一九九八）年開始，就由果梵比丘尼，去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幾趟，也促成了這次弘法大會，並成了我非去不可的原因。
這幾天專門為我開車的是吳一賢居士，他經營著一家跨國公司，做的是航空器材，子公司遍及歐美各國，他是這個集團的總負責人。可是在我訪星期間，他和夫人黃淑玲每人開一輛車，每天陪著我及我的出家弟子。為了便於照顧及接送，他們也住進了同一個飯店的同一層樓，二十四小時的陪伴著我們，唯有利用我在房中休息的空閒，才接見他的經理，處理公司工作。
除了周鼎華夫婦之外，吳氏夫婦照顧我的時間最多，他們一無所求，只是受了佛法的感動，願意任勞任怨的護持。由於忙著為我開車接送，四月十九日晚上沒有來得及參加皈依儀式，只好於二十日上午在我飯店的接待室為他們補說了三皈依。
這次參與工作的義工菩薩有一百多人，四位擔任我的護法金剛，他們是吳一賢、謝汪智、謝世玉、陳藏固，負責為我準備飲食的是蔡麗華、蔡翰儀。公關及文宣做得非常好，是由曾汝鸞、葉莫霞等推動。當地報紙、雜誌、電視於一星期前，就有報導，而且透過我的秘書室，由台灣供應我的採訪稿，連日大篇幅的刊出。節目組及場地組各動員了二十名，接待組動員了九十人，加上總務、財務各組人員。弘法大會主持人是由具專業水準的葉健毅及趙蘭兩人擔任。大會的總幹事是鄭英良。
義工群中包括了新加坡社會各界的菁英人士，所以才能把這場弘法大會辦得有聲有色，能夠由總理夫人出面邀請我去弘法並連續兩晚出席聽法，也是由於這些義工菩薩們的社會關係。
在新加坡期間，每天早上我都被那些菩薩們帶到植物園、海濱公園等綠意滿目、空氣新鮮的環境中去散步，發現那兒的樹木終年常青，生命力旺盛，因為沒有颱風，任何熱帶樹木都欣欣向榮。為了爭取外國遊客來觀光，把遊憩的場所設計得幽靜、清潔、寬敞，讓人有進入世外桃源的感覺。我去了好幾個地方，都令人心矌神怡。
一個小小的新加坡好像到處都有引人入勝的公園，而且他們對於隨手拋棄果皮、煙蒂、垃圾、紙屑等，採取重罰政策，如果隨便在地上、牆上、樹上、公私車上塗鴉，嚴重者會受鞭刑，所以在新加坡旅行，絕對不會看到髒、亂、雜、臭的現象。
不過生活在新加坡，處處都得花錢，我們坐著汽車進出，只要上街就要繳費，除了步行和腳踏車不需要路費之外，各種交通工具，經過任何一條大路，就會自動記錄過路費，所以新加坡的人，不會隨便開著車子在街上兜風。聽說有一對夫婦，因為生育了男的雙胞胎，而受到政府獎勵得到一輛汽車，但他們不敢接受，因為養一輛車，比養一個孩子的費用還高。
十七年前我初訪該國時，政府規定，在上下班的時段，凡是轎車出入市區，必須坐滿四人，否則要罰款。現在這條規定已廢止了，代之而行的是上了馬路就要繳錢，所以幾乎每條馬路，每走一段就有自動照相記錄器，到了月底累計金額讓駕駛人一起繳款，費用相當可觀。我真罪過，在那兒的幾天之中，讓那些菩薩們花了不少的買路錢。這種制度，在世界其他的國家還沒有見過。
這次與我同機從台北去新加坡的四眾弟子，有一百三十五人，第二天又有法行會和法緣會的二十多位信眾分批到達。所以在會場中除了當地的義工之外，台灣去的菩薩們，也都穿著整齊的法鼓山義工制服，在會場內外擔任接待和列隊迎送的工作，看起來法鼓山在新加坡的義工陣容相當壯觀。
我的出家弟子都監果品、監院果廣、果梵等都場內場外奔波忙碌以及和信眾們溝通協調，處理得十分妥當，承擔了很多工作。法鼓山護法總會的陳嘉男會長夫婦，也為我對新加坡的護法居士們做了不少的關懷工作，所以我的負擔就沒有那麼重，否則要見我的人太多，向我請示的事不少，我就更加勞累了。
離開新加坡的前一天，當地的菩薩們看到我每天都能外出散步，雖然相當消瘦蒼白，但還能照常走路講話，不僅沒有愁眉苦臉，反而笑容滿面，所以一批又一批的人要求見我。其實我在眾人之前很少表現出疲倦、病痛的神態，一旦離開群眾，回到房間，就會疲累不堪，連喝水、洗手都懶得動，只希望立即躺下休息。可是既然有人迫切的要求見我，滿他們的願是應該的。
周鼎華夫婦又對我說：「主動求見師父的人都滿願了，另有更多出錢出力為護法弘法貢獻很多的人，還沒有機會拜見師父。」因此我請他們安排四月二十日當天晚上，在法鼓山新加坡佛學圖書館，接見全體當地的義工菩薩。
這是一個非常溫馨的聚會，約有一百多人到場，把本來就很小的圖書館，擠得裡裡外外都是人，連我的位子都擺不下。我只好坐上了辦公桌，一方面減少佔據空間，一方面也能把大家看得清楚些。我以「智慧和慈悲」為題，做了半小時的開示，然後和他們分批合影留念，使他們每一位都能拿到一張和我合影的照片，這也算是一份獎勵吧！提供圖書館場地的施主李惠蓮和她八十多歲的母親，見了我就很感動，最近她們的因緣不順，圖書館的場地必須收回，本來聽說要馬上搬遷，這時她告訴我：還可以使用三個月。我感謝她的發心，同時勸勉她渡過難關，光明就在前面。
還有一位女居士李萬，在我到達新加坡剛出機場時就要求跟我合照。她給了一張名片，頭銜是佛蓮慧佛學會的正主席。通常我不輕易單獨和一位女眾照相，所以婉拒了。
可是當我抵達新加坡一進入飯店房間時，打開行李箱，發現少了一樣非常重要的法物袈裟。我記得在裝行李箱時，那頂袈裟已經被放進去，可能是在我的侍者又拿來一些東西，準備塞進行李箱時，我把袈裟拿開，放在箱子上，結果就忘了再裝進去。因此請問吳一賢的夫人，是否可以買到袈裟？就在當地晚上，果梵師自飯店大廳送上來兩大包紅祖衣和黃海青，要我挑選合身的尺寸，我問是怎麼來的？這才知道是吳夫人打電話給李萬居士，請她送來的。由於我要的是咖啡色的七條衣，不是二十五條的紅祖衣，也不是黃海青，所以又全數退了回去。在一般弘法的場合，我不習慣披紅祖衣，同時我要前往柏林主持禪七，也只要七條衣。
第二天四月十六日，我想親自去僧衣店選購一件七條衣，但吳夫人已先到李萬的店中走了一趟，帶回來了我所要的七條衣，而且說明是由店主供養，堅持不肯收錢。之後我想對這位李菩薩說聲謝謝的機會都沒有。
◎資料來源：《抱疾遊高峯》p. 0048
